教學醫院與無形之人

原文連結：Invisible Colleagues (N Engl J Med 2015; 373:79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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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受訓時，一個月裡總會見F兩次。他身材高挑、有著橄欖色的皮膚、臉上帶著雀斑、留微捲的短髮，總穿著一絲不苟的運動鞋端正地走著。F即將滿三十歲，F長期苦於輕度的氣喘。F的兩個小孩有時會在放學後來找他，孩子們也都患有氣喘與溼疹。F一家是道地的巴爾的摩人，他在渡鴉隊比賽前的週五會戴起渡鴉隊的耳環，並指責我置物櫃中「紫色的成分不足」。(*1)

我對F的其餘病史一無所知，他並不是我的病人，而我也沒看過他的病歷。我們是同事：他是清掃阿姨，而我是住院醫師。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在加護病房討論病人情形時，他來回推著推車將布單送過來又送過去。我們在我尚在實習時相識，那時我推著一位老病人前往核磁共振室，卻迷失在醫院錯綜複雜的結構中。正當我一手推著床一手撥電話給住院醫師問路時，F出現在我面前－－事實上差點就被病床撞上。F微笑著閃過病床，他顯然理解我的窘境而帶著病人和我走到核磁共振室門口。F也記得這件事，而自那之後F的招牌微笑標誌我們的每次相遇。

F的醫院資歷長我數年，而他的知識恰能補足我的臨床訓練所缺乏的那塊。F所說的故事總讓我看見與鍍金的桂冠醫者與長廊上高談闊論的大老們的說法不同的面向。因為F，我知道他在東巴爾的摩的鄰居因商業區擴張而流離失所，我也聽說F的工會對醫院行政部們發起了革命般的薪資水準討論。

在我認識F之後不久他的父親就過世了，由於財務困難他搬到遊民庇護所住了兩個月。在那兩個月中，F繼續工作，如同其他馬里蘭州教學醫院中的清潔人員，他每個小時賺四百元(*2)。現在F一家有自己的住處，靠著社會福利措施勉強餬口。食物券讓F能滿足他渴求青葡萄的兒子，而健保(*3)則給付他兒子的氣喘噴劑－－畢竟F負擔不起他工作的醫院的家庭醫療套餐。

F的生活與我在敝院所學諷刺地形成對比，或許與任何教學醫院所教授的內容放在一起看都會變成一種反諷吧？我們在醫院的網站上、紅布條上、簡介手冊上都驕傲地描繪這樣的願景：「我們不只在研究與教學上追求卓越，我們更致力於提升社區民眾的健康」。但對我而言，願景裡的「社區民眾」只是個幻影，我們並不真的去接觸他們。在我們的願景中沒有在醫院週邊生活與工作的人們的位子，他們既非我們的同事，也窮到不配做我們的病人。

最近在急診上班時，我再次發現F是如何被這樣的階級所困。F的兒子在氣喘用藥用完之後喘了起來。我走進診間時，F的兒子哮喘著躺在他的腿上，他正在吸著他連續第三劑支氣管擴張劑。F用他搽上紫色指甲油的指尖輕輕敲著霧化器，唯恐浪費掉最後一滴藥物，彷彿是否確實的吸入那一滴水霧就決定了今晚兒子究竟會待在兒科病房或得以回到家裡。

F見到我，微笑問我他的兒子現在的狀況。我走回護理站，翻閱病歷發現評估F兒子的醫師已經交班離開。「他是我們兩個小時來第三個氣喘病人。」我的同事低聲說。我走回去時F站在病房的門口，我告訴F他的兒子必須住院觀察。F哭了，「如果請假的話，我會付不出帳單的……」

　

我們從病房的窗戶望進去，F的兒子呼吸依然急促，但現在正格格笑著玩著同事借他的平板。

做為內兒科住院醫師，我的訓練教我如何協助家庭變得維持健康，這也是我們的醫院應有的追求。但現在我的面前站著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病人，F顯然不是我所學的「維持健康」的童話中的角色。我想起我焦急的尋找核磁共振室的那晚，現在我倆幫助與受困的角色已然交換，現在受困於醫院巨大的體制的人是F，但我卻無法如當年F所做的那樣：為他指點出路。

F的故事並不是特例，這樣的事情在每個美國的教學醫院四周每天都在發生。做為服務社區與民眾醫師，我們應該提倡能夠改善健康、生產力與尊嚴的政策。F，以及在你我身邊千千萬萬的F，應當在我們的願景當中有一個位置。

*1：渡鴉隊是巴爾的摩的職業美式足球隊，代表色是紫色
*2：原文為12美元，換算至台幣約400元
*3：原文為Medicaid，美國由州政府或聯邦政府提供予低收入戶的醫療服務